在世界范围内，氢能产业在近代史上经历了4波热潮，前三次都无疾而终，但目前这一次与前三次根本不同。

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波氢能热，其驱动因素是1973年和1979年的油价暴涨。氢能行业的最初概念出现在人们对化石燃料枯竭、能源安全和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空气污染不断升级的认识日益提高的时期。当时的预测表明，由煤炭或核能等来源产生的氢气可以在未来的能源供应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替代石油。然而，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蕴藏量的丰富以及油价的稳定，人们对氢能的兴趣逐渐减弱。在第一波氢能热中，1976年推出了《国际氢能杂志》，并于1977年建立了国际能源署（IEA）的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合作计划。

1980-1989年期间是清洁氢能发展的停滞阶段。第二波氢能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重点再次放在交通运输应用的氢能上，特别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主要汽车制造商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FCEV原型车，但在这十年的后半段，氢能的进步再次受到了低油价的阻碍。在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们成功地将燃料电池中的铂含量降低到初始数量的十分之一，从而显著降低了制造成本。尽管有了这一显著改善，但对汽车制造商来说，大规模生产FCEV的投资过于昂贵而不可行，而且缺乏氢燃料加注基础设施。在第二波氢气兴趣波期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欧盟和日本）为氢能解决方案的研发投入了大量资金。

第三波氢能热是在21世纪初，新的焦点是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欧洲）以及对石油峰值和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担忧。作为能源结构多样化的一种手段，2003年，美国和欧盟发起了一项合作努力，以加快氢能行业的发展。中国的氢能政策可以追溯到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最初针对的是交通部门，以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和遏制城市空气污染，重点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同样，人们的兴趣依然集中在汽车行业，而开发固定用途燃料电池应用（不一定是氢基）的尝试不太突出。人们还寄希望于更便宜的核电站和用于氢气生产的水的热分解。尽管如此，政府和公司对氢气开发只有模糊的计划，到2010年，由于石油峰值叙事的衰落、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基础设施成本较低的电池电动汽车的进步，对氢气的兴趣再度减弱。在这一波氢能热后期，建立了经济中氢和燃料电池国际伙伴关系（IPHE），并资助了许多氢研发项目。

以上三次氢能兴趣波的政策驱动因素都包括减少空气污染和能源安全，特别关注消耗大量石油的交通运输部门。此外，氢能热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有能力为蓝氢或绿氢进行新的研发工作。新兴的体制结构（例如在能源部内建立氢气专业知识或氢气计划）导致了创新活动的持续，维持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当前也就是第四波氢能热可以追溯到2017年，即《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生效、氢理事会于2017年1月成立以及日本于2017年12月通过《基本氢战略》之后。对最近各国氢能战略的评估，我们看到当前氢能热的特点是对清洁氢气作为脱碳解决方案和工业发展机会的强烈兴趣。与交通运输部门相比，难以减排的工业部门得到优先考虑。

总起来看，这一波氢能热与之前几波形成鲜明对比，清洁氢能的商业模式可能比过去更强。特别是，各国正在致力于在净零承诺的下无法脱碳的行业；这使得潜在的反向驱动因素不太可能出现，除非国际社会撤回气候变化承诺。清洁氢行业的发展受到各种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尽管过去几波氢能热令人失望，但之前的氢能热是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毕竟加速了技术进步。考虑到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和关注难以减排的行业，目前对氢气行业的热潮可能与过去的周期不同，有望得到持续推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向。